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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理学的最后一个大家
来源:未知 发布日期:2017-06-08 11:02 编辑:肖学良
 
     “人人心中有良知”这样的命题任何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致良知对人的教育,是循循善诱,不是剑拔弩张;对社会是逐渐改良,不是狂飙突起。
 
  王阳明是宋明理学的最后一个大家,阳明学是中国儒学的最后一个高峰。作为士大夫,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阳明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立德”“立言”,又“立功”的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受到读书人的敬仰,可见其巨大的人格魅力。
 
亭前格竹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王阳明的“心学”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他开创的一代学术新风,不仅浸润了明代近百年的儒学,在明清之际掀起了一股近代的启蒙思潮,而且直到现在,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王阳明从小接受程朱“理学”教育。他对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很入迷,希望通过对自然界一草一木的耐心品味和静心思考,以得到所谓的“天理”。
 
   朱熹以为,一草一木皆含至理,格物要以天下之物为对象。王阳明是个刻苦的人,就打算像朱熹一样认真格尽天下物,然后明白宇宙世间的道理。同时阳明又对此很怀疑,以天下之大,物类之多,怎么格得完呢?有一天,他对一位钱姓朋友说了自己的疑问,并指着亭前的竹子,让钱姓朋友格格看。钱姓朋友从早格到晚,竭尽心力,到了第三天,竟致过度劳累卧床不起。王阳明觉得纳闷,不就格个竹子,怎么竟会心力交瘁以致病倒。阳明于是打算自己去穷格一番,但他从早格到晚,格得头晕眼花,还是不能理解竹子的理,到了第七天,也病倒了。
 
   此事为阳明自述,但没说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只笼统地说“初年”。这事只表明阳明当时过于年轻,还不能真正了解朱子哲学格物论的全部内涵。
 
  朱熹从来没有教人这样去格物致知,不过,这样鲁莽的求学方式,倒也表现了少年阳明不盲信,为学肯下大功夫的个性。
 
  弘治十一年(1498年)的一天,阳明偶然读到朱熹的一句话:“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至精,为读书之法。”阳明眼前一亮,以往觉得为圣无门,大概是因为自己涉猎虽广博,却没有循序致精,所以总是不得要领。自以为找到了成圣的门径,他又钻研起了朱子格物的学问。
 
   过了一段时间,阳明又迷惑了,虽然自己确实在循序渐进细致精研,但按照朱子的方法,事物的“理”和自己的心,判若两途,还是觉得山高水远。他越探讨就越感到糊涂,由于心中烦躁,又是一场大病,于是更觉得圣贤有分,不是人人做得。
 
   由于一时找不到成圣之路,身体又有病,阳明产生了入山修道的想法。
 
   弘治十四年(1501),勤奋的王阳明白天上班,晚上总是燃灯读书到深夜,他父亲担心他用功过度再次生病,不许家人在书房点灯。王阳明就在父亲睡着后,偷偷点灯,读到深夜,直到累得吐血。最后官都没法做,只好请假,在阳明洞按时静坐,练习气功,病情才有所好转,但并不能完全祛根。
 
  一个人爱学问爱到屡屡病倒,也难怪他最后能超凡入圣,真正完成了早年的心愿,做事成大功,做学问成圣贤。
 
  年轻时的王阳明由于太聪明,加之年轻而心性不定,所以志向经常变动:有时去习武,有时去研究兵法,有时去做诗,有时想成圣人,有时又觉得什么都不好,还是去做和尚道士好。
 
师承陆九渊
 
  后来,王阳明从陆九渊的思想中得到了启悟。
 
   说起王阳明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前辈——象山先生陆九渊。陆九渊是公认的天才,4岁时仰天俯地,用稚嫩的心灵琢磨:“天地何所穷际?”苦思冥想,以致不食不睡,最后其父不得不动用权威喝止他。然而父亲可以喝止陆九渊的行动,却不能阻止他的思维继续扩展。九渊的疑团横亘心中十年,待看到古书“宇宙”二字之注解“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时,乃大悟,激动道:“原来无穷。人与万物,皆在无穷之中。”后来王阳明也有类似之龙场悟道,可谓与陆“一脉相承”。这虽只是事实性判断,但亦隐然包含了在无穷中即无穷的大胆推理,他拿起笔来,又加一句:“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如果说在一个天人合一观念深入人心的国度,冒出这样的话来只是新奇不算革命的话,他下面两句就是石破天惊的新口号了:
 
   “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陆晚年之时这样解释我心即宇宙: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人须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人。”
 
  此之“大作一人”,非是自大狂,而是进入与天地合德的境界,于是此时之心学,恢复了早期儒学阳刚雄健的人生姿态,恢复了儒学的“大丈夫”风采:“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确实无他这般人。陆九渊不像朱熹那样遍寻明师博采众家之长,而是旱地拔葱式的崛起,超越当时流行的学术潮流,师古——直承孟子的心性论,师心——发现自己的本心,于是开“心即理”之说,震动天下,并被王阳明发扬光大。
 
   心学之一大特点即是“扩充法”:找着善根良心,然后让它像核裂变式的极限挥发,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王阳明在陆九渊为心学打下一个基础后,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善根”的过程。他自以为没有陆的天纵之才,所以也似朱熹那般,遍访名家,希望得其心道,然而结果每每令他失望:所遇“名贤”,十有八九皆以程朱为儒家正统,推崇“知而后行”的“迂腐理论”,王于是叹道:“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直到18岁那年他碰到了名儒娄一斋。
 
   娄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的学生,他虽以朱学为正宗,却也有心学之倾向。娄氏向王阳明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儒学通则,正搔着王的痒处,“遂深契之”。后世认为,即使娄一斋不是阳明心学发端之人,亦起了重要作用。
 
   以后数年,阳明入宦,浮沉十数载终于获罪下狱,后又被发配到贵州龙场——一个一般地图查不到的,说是驿站其实更近似于动物世界的偏僻所在。然而被抛到这种绝地,整个世界却变得单纯了——变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阳明被抛回“初民社会”,可以每天思考诸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于是有了著名的“龙场顿悟”。
 
  龙场悟道后,阳明自觉有一种打骨出髓的感受,明白所谓天理物理,所谓圣人之道,全在个人心中,全在自己与生俱来的禀性之中。
 
   阳明道:“圣人之道,我性己足。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里的路子整个是一场误会。”乃知“格物致知之旨”,后由此而致“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说,自成体系,正式竖起心学大旗。
 
知与行不能分离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技术的统治下,我们已经陷入灵肉分离、主客二元的困境。此时,王阳明的思想向我们透出东方智慧的隽永魅力。
 
   王阳明是怎样处理理论和实践的脱离问题的呢?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知和行并非相互脱离的环节,而是统一在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的。有学生反问他,说有人懂得尽孝的道理却不去做,这不是分离的吗?对此王阳明答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说他懂了某个道理却做不到,那就不是真懂。
 
   王阳明指出,知与行的分离造成两种人:一种人“冥行妄作”,也就是不加反思任性胡为,片面强调主观意志,不顾现实条件,还自称所谓“个性”;另一种人则“悬空思索”,也就是光想不做,把空想当做生活本身来接受。他们不去通过实践交往来认识他人,仅仅将自身的想象加诸在对方身上,他们会说“我的爱,同你无关”,一旦受挫,不觉得自己不曾融入生活,反怪“世界不符合我的想象”。
  
  王阳明说,分开谈知与行,是面对如此现状的不得已之法,而一旦明白了两者统一的道理,就该抛弃哪一个先哪一个后的说法。他认为在跨越这道鸿沟之后,“架桥”就失去意义。这样的思想,不仅对于中国人,乃至对于在二元分立传统中苦求出路的西方人,都有极大的启发性。
 
“人人心中有良知”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体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阳明之所以最后只以致良知立教,主要基于良知说的生存意义、矫治社会弊病意义和哲学意义。
 
   那么,良知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小故事可以作为引子。相传王阳明在做官时,有一次捕获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头目。此人平时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审讯时还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说:“我犯的是死罪,要杀要剐随便,就别废话了!”王阳明微微一笑,说:“那好吧,今天就不审了。不过,天气太热,你还是把外衣脱了,我们随便聊聊。”强盗头目说:“脱外衣还可以松松绑,脱就脱吧。”王阳明又说:“天气实在是热,不如把内衣也脱了吧!”强盗头目也说:“光着膀子也是经常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王阳明接着说:“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内裤也脱了,一丝不挂岂不更自在?”强盗头目马上紧张起来,连忙说道:“不方便,不方便!”王阳明说:“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还在乎一条内裤吗?看来你还是有廉耻之心的,是有道德良知的,你并非一无是处呀!”
 
  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不得而知,不过,它旨在说明,每个人都有良知,这良知便是人的本心。人凭着良知,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人按本性说,都是圣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只要秉着良知去分辨是非、遵行良知的命令,就真的成为圣人了。
 
  “良知说”可以说是王阳明的经验之谈。平宁王叛乱后,王阳明的盖世之功不但没有得到奖赏,反而遭到内宫在皇帝面前的恶毒诋毁,被罗织了诸如“暗结宸濠”“目无君上”等罪名,随时可能有杀身之祸,处境非常凶险。最后之所以能化险为夷,是和阳明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成熟稳健分不开的。良知说的生存意义,即不动于心、不动于气的本然状态的意义,在那样艰难的情境下,“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高度沉着,泰然处之,临危不乱。经此事件,阳明终于确信,良知不仅可以使人达到道德的至善,而且可以让人真正达到“不动心”的境界。所以,这个看似浅显的“良知”说实是从百死千难中体悟得来的。
 
   越过了这样的凶险环境,王阳明才更明确、更坚信他的良知学说了。良知不仅是儒家的本心,同时也是佛家的妙智,面对特别险恶的政治环境,对自己要有绝对的信心,尤其是遭到谗言诬陷时,就更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所以王阳明说:“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
 
   王阳明做学问,向来不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针对当时的社会人心,希望能经世致用。阳明身处的环境:昏君当朝,宦官专权,士大夫心灵缺乏良知的光芒,世风黑暗如夜。“阳明一生的事功是在‘月黑杀人夜’中奇迹般地完成的:阳明学的宗旨是想给黑暗如夜的人世带来光明。”“人心这杆秤的秤砣,阳明说就是良知,它自体不动,无善无恶,却能量出善恶是非。”(周月亮《王阳明内圣外王的九九方略》)
 
  “人人心中有良知”这样的命题任何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致良知对人的教育,是循循善诱,不是剑拔弩张;对社会是逐渐改良,不是狂飙突起。所以阳明晚年专讲致良知,阳明自己也说过,他一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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