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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致知成圣”三不朽
来源:大众日报 发布日期:2017-06-08 10:26 编辑:肖学良
 
作者: 高翔 陈巨慧
 
王阳明画像

绍兴王阳明故居(树后矮房)   陈巨慧 摄
 
余姚龙泉山中天阁阳明先生讲学处    陈巨慧 摄
 
 
  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学者称“阳明先生”,是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身为儒学大师,他将教化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构建了心学体系,以“致良知”、“成圣”为目标,以“明伦”、“成德”为内容,无论是宦游他乡,还是征战南北,他都随地设坛讲学,功勋卓著,成为明代“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的“三不朽”人物。
仙人送子 少年聪慧
  9月17日,秋分将至,北方淋过几场秋雨后真切地凉了起来,而江南历史文化名城余姚还是明媚旖旎,层层绿意。四明山、龙泉山、胜归山相峙而立,姚江、最良江、侯青江穿城而过,山水呼应的古城余姚,景色秀丽。
  告知出租车司机目的地是王阳明故居,健谈的司机陈师傅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记者,余姚历史上出了很多名人,似乎王阳明的知名度最高,到余姚的绝大多数游客都要去王阳明故居看一看。
  王阳明故居位于余姚北城的中心地带、龙泉山的北麓。故居门口的牌坊上,书“新建伯”三个大字,是王阳明因平定宁王之乱而受到的册封。穿过牌坊走入“阳明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王阳明的全身铜像。铜像身后就是占地面积4600多平方米的王阳明故居。气势恢宏、结构严谨、饰件素雅的故居,既给人庭院深深之感,又不失端庄、典雅的气度,大厅“寿山堂”中“真三不朽”的牌匾,是对王阳明传奇一生的绝顶评价。
  余姚市东海城市文化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华建新告诉记者,王阳明出生在余姚当时非常有名的书香门第。祖父王伦,字天叙,因酷爱竹子,家的四周遍植篁竹,故自号“竹轩翁”,是位喜欢读书弹琴的雅士。父亲王华,满腹诗书,贵为状元。
  然而,书香世家人丁却并不兴旺。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王阳明的母亲郑氏身孕已有14个月却仍未分娩,令王家上下焦虑不安。华建新说,王阳明的祖母岑氏茶饭不思,一心盼孙子出生。“一天夜里,岑氏梦到一位衣冠华丽的仙人,身披彩霞,脚踏祥云,将一个婴儿塞到她怀中。她伸手去接,却不料婴儿一声啼哭,把她从梦中惊醒,这声啼哭正是从隔壁媳妇屋里传来的。为答谢仙人踏祥云送子,王伦为男孩取名王云,他出生的房子也被称为‘瑞云楼’,意为‘瑞云送子’。”现在的瑞云楼保存非常完好,上下两层,很是宽敞。左右楹联为:“立功立德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
  儿时的王阳明聪明伶俐,但一直长到五岁都不会说话。一天,他与其他孩子在门外玩耍,恰逢一位高僧路过。僧人见到王云,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叹息道:“多好的一个孩子啊,可惜点破了呀!”这句话刚好被王伦听到,心中一惊,所谓“天机不可泄露”,按照岑氏的美梦,这孩子是仙人踏瑞云遣下凡间的,取名“云”字,可不就是“点破”了吗?于是,王伦随即给王阳明改名,叫“守仁”,借《论语》“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之句,希望他以后能以“仁”去保守住他的天赋智慧。改名后,王阳明马上就能开口说话了。
  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董平教授曾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传奇王阳明》,他表示,故事的真假无法考证,但小王阳明的聪慧是确定无疑的。一天,王伦像往常一样在书房同小孙子一起读书,令王伦感到惊喜的是,年龄尚幼的孙子竟能将他先前读过的书背诵出来,就问他:“你什么时候读的?”王阳明说:“以前祖父读书的时候,我就暗记在心里了,只不过那时不会说话罢了。”王伦对自己这个聪慧乖巧的孙子更是关爱有加。
誓做圣贤 “格物”失败
  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王阳明的父亲王华高中状元,在京任职。11岁的王阳明跟随父亲一起,告别家乡余姚的小桥流水来到京城。第二年,父亲为他聘请老师,让他正式接受儒家经典的系统训练。
  有一次在书馆里,王阳明很认真地问塾师:“什么是人生的头等大事?”老师很认真地回答:“人生的头等大事就是好好读书,将来像你父亲那样,登第做状元。”王阳明想了想,怀疑地说:“登第做状元恐怕不是人生头等大事。”老师问:“那你觉得什么是头等大事?”王阳明若有所思,认真地回答说:“只有读书做圣贤,也许才能算得上是头等大事。”
  董平评价,12岁的王阳明也许并不真正了解“圣贤”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但“读书做圣贤”却是他确立崇高志向的开端。有了“做圣贤”的目标指引,王阳明开始了自己实践“圣贤之道”的旅程。
  在王阳明的心目中,圣贤首先至少可以安境保民吧?于是,15岁那年秋天,王阳明带了两个童仆离家出走,直奔明朝北部边境,亲自实地考察“居庸三关”去了。王家人疯找了一个多月后,王阳明腰佩宝剑,一副侠客模样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王阳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亲身实践,向关外居住的胡人详细了解了边关情况,包括种族、历史和生活习惯,了解居庸关一带地理地貌及要塞兵备防御情况,和少数民族少年实际接触,一起骑马射箭,练习骑射之术。
  次年,由于湖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连年饥荒发生了流民暴动,震动京师。王阳明觉得大展身手的机会到了,将自己关在房子里,把在边关考察的见闻及如何克敌制胜的策略拟了一份“奏章”要给皇上,并将“奏章”交给父亲代呈,结果被父亲狠狠地训斥一通。
  认识到这样不能成为圣贤后,王阳明便开始学习宋代朱熹的方法——“格物致知”。朱熹在当时被人们看作是继孔子、孟子之后最伟大的圣贤,朱熹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事物,需要与他“面对面”,穷尽它为什么会这般的道理,通过不断积累,最终可以达到无所不知的境界。
  王阳明决定从“格”竹子开始,每天对着竹子观察,看它存有什么样的道理。一天过去没“格”出什么天理,两天过去还是没有,终于在第七天积劳成疾病倒了。
  “格竹子”失败同样没有消除王阳明做圣贤的心志,反而使他对当时普遍流行的朱熹学说产生某种怀疑,格一物都如此困难,要格天下事事物物得需要多大的力量啊?“‘格竹子’的失败,为他日后提出系统的心学观点,创立‘阳明学’埋下了伏笔。”华建新说。
一心归儒 山东立言
  从22岁中举之后,王阳明先后经历了三次科举,直到28岁中进士步入仕途。中举前后近十年的时间,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探讨如何成为圣贤,几乎将他22岁以前尝试的各种途径又尝试了一遍。
  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王阳明中进士踏入仕途,先是观政工部,继而钦差河南浚县督造威宁伯王越坟,返京后任刑部主事。期间对道教、佛教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弘治十五年,王阳明在绍兴会稽山的“阳明洞天”修习道教吐纳养生之法,据说达到了能提前预知未来的境界。在杭州养病之时,他对佛教兴趣浓厚,下过功夫研读,最终觉得佛道之学不是成为圣人的好途径,甚至将跑虎寺一个闭关三年不闻不语的和尚开解还俗。结合自身实践,及对佛道学说的体悟,王阳明对儒学也有了自己的体悟。
  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秋,33岁的王阳明结束在越养病后返京履职,应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陆偁之聘,主考山东乡试。王阳明当仁不让,手录全部试题与陈文,《山东乡试录》编成后,王阳明又先后为之作两篇序言。
  王阳明十分看重主考山东乡试的机会,他在《山东乡试录后序》中说道:“夫山东天下之巨藩也,南峙泰岱,为五岳之宗,东汇沧海,会百川之流;吾夫子以道德之师,钟灵毓秀,挺生于数千载之上,是皆穷天地,亘古今,超然而独盛焉者也。”表达他对孔孟圣地山东的神往。
  王阳明所出试题、陈文和两篇序言,针对明王朝的现状,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儒家的治国之道,是阳明思想探索过程的重要路标。这次主考山东乡试的经历使得王阳明将其出仕之后的治国理想,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分析及“心体”主宰作用观点作了较为系统的集中阐释。
  华建新认为:“山东乡试的机会使得王阳明总结整理了自己的思想,为之后他‘龙场悟道’开创自己的学说作了充分准备。因此,主考山东乡试对王阳明思想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节点。”
  主考山东后,王阳明随即投入复兴儒学的大业,在京师结友倡学,收徒授业。
挺身“斗虎” 悟道龙场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继位,34岁的王阳明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大的考验,险些丢掉性命。
  朱厚照专政是明代历史上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朱厚照本人胸无大志,爱好玩乐,是个十足的昏君。即位之初,重用宦官刘瑾等人,沉迷于嬉戏宴乐,刘瑾等宦官结成“八虎”,驱逐正直大臣,朝廷上下一片乌烟瘴气。
  正德元年,前朝遗老、首辅大臣刘健、谢迁等大臣们联合上书要求惩治刘瑾等人,刘瑾蛊惑朱厚照使得刘健、谢迁被逐出朝廷。之后,坚持上书的南京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也被捕入狱,许多官员都保持缄默。仅为兵部最低等级的正六品官员的王阳明却上书解救戴铣等人。刘瑾假传圣旨,王阳明被处以“廷杖四十”的惩罚。王阳明被打得不省人事,扔进了锦衣卫大牢,侥幸保住了性命,随后被贬到了贵州龙场。
  龙场平均海拔1300米左右,雨量充沛,湿气很重,在当时被称为“蛊毒瘴疠”之地。因地处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开发程度有限,外加交通不便,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董平说,初到龙场,没有住的地方,王阳明就自己搭了一个还不如他肩膀高的茅草棚,仅容得下他一人,根本不能遮风挡雨。后来王阳明在龙场东北“龙岗山”上发现了一个山洞“东洞”,就干脆搬到了山洞里来住,最起码可以遮挡风雨,王阳明将“东洞”改名为“阳明小洞天”,过起了“穴居生活”。因为水土不服,跟王阳明一起来的几个随从相继病倒了,王阳明反过来亲自劈柴、打水、做饭照顾他们。
  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终日与毒虫瘴疠为伍,生活资料匮乏,王阳明时刻面临着“死亡问题”。他为自己做了一口“石椁”,自己躺到石头棺材里去体会死亡,同时不断问自己:“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他不分日夜,静心端坐,不断沉思,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终于“悟通了”。原来,一切事物的道理原本就在我们心里,“心即理也”,不用到外面去寻找真理,只要我们端正自己的心灵状态,就可以恰当地领悟到事物的道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此后,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董平介绍,当时通常认为,“知”是在先的,“行”是在后的。朱熹的观点也是“知先行后”,认为我们必先经过“格物”而“致知”(获得知识),然后才可以将“知”(理)运用出来。然而,王阳明则认为“知行本一”,如果花一辈子时间去“知”,而不去“行”,那么“知”就可能会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
  一天,贵州提学副使席书找王阳明探讨关于“朱陆异同”的问题,王阳明却不予回答,大讲自己所悟“知行合一”的道理。起初,席书不能接受,这毕竟与盛行的“知先行后”的思想差异太大,但多次交流后,席书大为喜悦,感叹“真正的圣人之道竟然能重现于今日”,便邀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主讲“知行合一”。“贵州士始知学”,这是王阳明具有独创性思想的最初对外传播。自此,王阳明在各地任职时,都不忘办书院讲学,接收弟子宣传自己的思想。
  董平认为,“龙场悟道”的实际结果是否定了朱熹所认为的“事物之中有天理”的观点,王阳明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一切事物的“理”都存在于自己的心中,所以端正自己的心灵状态是最为重要的,如果自己的心不正,那么说话做事也不会端正。
地方“父母” 知行合一
  龙场三年贬谪期满,王阳明升任庐陵县(江西省吉安县)知县。在他上任办公的第一天,县衙突然涌进上千人,都是当地群众,称有天大的冤屈,要伸冤打官司。
  稳住前来诉讼的百姓后,王阳明把几个叫得最凶的人请进来一问,发现都是因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打官司。随即,他又了解到,庐陵地区的百姓虽然淳朴,但民风也十分强悍,礼仪谦让之风不是很浓厚,邻里间一有冲突便要到官府打官司,官府也疲于应对。
  于是,王阳明发布文告知会百姓:“从现在开始,官府不再开门受理案件了,大家不要前来告状,因为现在正是春耕,农时要紧,都来告状,势必影响农耕,农时一失,全年无望。如果你真有冤情,我自然能够听到,自然调查清楚帮你伸冤。邻里间要和睦友善,相互谦让,如果有以良善著称于乡里的人家,我会亲自登门拜访致敬。”
  说也奇怪,布告张贴出去后,不断有人来撤诉,庐陵的民风为之一变。王阳明用这种尊重百姓的方式,激发百姓本来就存有的善心,用道德来加强治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庐陵不到七个月的时间里,王阳明处理了一系列严重的突发性事件,其中包括旱灾、瘟疫、火灾、盗贼等等。
  “履职庐陵县令是王阳明首次担任地方官职,这也是他对自己‘知行合一’思想在地方治理活动中的实践与应用。王阳明每到一地任职,都要亲自下去考察,花大量时间了解山川地理、道路交通及百姓生活情况等。同时,他很有‘民主’作风,很善于广泛征求群众、官员的意见,提出问题让官员考察一个月再写报告汇报,不是拍脑袋决定,他自身就是‘知行合一’的模范。”董平说。
  王阳明一生宦游他乡、征战南北,行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具有朝廷命官身份的王阳明也非常称职,每到一处都办书院,教化百姓,激发百姓身上本来就有的“善”,用尊重百姓的方式进行治理,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为当地的政治未来及民众生活长久安定而殚精竭虑。
  离开庐陵县之后的五六年,王阳明的职务一直处于频繁的变换中,最后做到南京鸿胪寺卿,官居正四品。这些职务大都为清闲的官职,所以这五六年,实际上是王阳明一生中讲学活动比较集中的时期,随着他宦游的足迹,他讲学的足迹也遍布北京、南京、滁州、绍兴等地,能够讲学布道是王阳明最快乐的时光。
  与余姚王阳明故居仅一路之隔的龙泉山,海拔虽不足200米,但因留有王阳明先生讲学处,在当地颇负盛名。龙泉山石阶不多,却曲径通幽、步移换景,顷刻间便看到了隐在半山腰翠木绿植间的白墙黑瓦。中天阁依势而建,教室不大,安放有十多副桌椅,正墙上挂有王阳明手书的《书中天阁勉诸生》文。中天阁东侧出来便是一块干净整洁的平台,正中的一棵桂花树长得颇为高大繁盛,正逢其花开布香,让人不禁联想到阳明先生与诸生花下讲经论道的美好场景。
文人上马 剿匪立功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因爱恋鉴湖山川秀美,早年从余姚迁居绍兴。王阳明一生因此在绍兴居住时间较长,绍兴也是他的第二故乡和身后长眠之所。
  绍兴同余姚相隔仅五十多公里,同样的江南水乡气质。“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江南水乡本应该就是这般柔风细雨,可就在记者寻访王阳明在绍兴的故居时,温顺的古城却下起了少有的暴雨,就算打伞穿雨披,瓢泼的大雨还是斜斜地打进伞里来,将人淋成了“结着愁怨的姑娘”。
  顶着大雨,趟着积水,一路问过去,记者终于在王衙弄一户老居民的指引下,找到了挂着“王阳明故居”小木牌的一处低矮民居。
  据当地人讲,王阳明在绍兴的故居本来建得十分气派恢弘,但后来太平军攻下绍兴城后,一把火几乎烧了个干净,只留下一座石牌坊和几间破房。数年前,这座旧宅又突遭火灾,受损严重。现在故居还有人居住,因主人不在,扒着腐朽的木门,从缝隙里看进去,还可以看到火烧过的痕迹,房上的瓦片半新半旧,小小的院子杂乱不堪,满目衰败之景。
  王阳明当年的伯府第为朝廷赐建,故无论其规模抑或质量均应为上乘,堪称绍兴之最。绍兴民间有“吕府十三厅,不如伯府一个厅”之说。“吕府十三厅”为嘉靖年间阁老余姚人吕本的故宅,相传为吕本十三位已做高官的学生为答谢恩师而建,占地四十八亩。“不及伯府一个厅”的吕府尚有如此规模与规格,现仅存偏门门框一座的伯府第被大火焚毁后,其豪华气派只能由后人想象。
  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九月,在王阳明醉心于讲学之时,朝廷给了他一项新的任务,“临危受命”去赣州“剿匪”,平定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四省交界的“匪患”。这是王阳明人生道路的第二次转折,从此他开始了后半生的军旅生涯,这一年他45岁。
  虽然是文人上马,但由于王阳明青年时对兵法的热爱与研究,借“修陵墓”对民工军队化的管理实践,外加多年任职地方官员实际考察的经验,王阳明到达赣州后很快便投入到地方军务处理中。
  上任之初,他向辖区各府发出公文,要求各地实际考察情况上报。要求对各自辖区内城堡关隘等军事设施坚固程度、士兵数量、军事训练情况、作战能力等切实评估。对盗贼的活动范围、数量等情况详细考察记录。对交通及民间情况掌握清楚,如当地哪些人熟悉地形可以做向导,哪些富户可以出钱支持,哪些闲田可以作为军屯之用都要调查清楚并上报。并亲自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做好战前的各项军事准备。
  在战争中,王阳明分析敌情,巧用战术迷惑敌人,赏罚分明,严明军纪,很快取得了“漳南战役”和“横水、桶冈战役”的全面胜利,四省边界盗贼大部肃清,圆满完成朝廷赋予他的使命。
  对于平乱后的建设及百姓的安抚工作,王阳明也十分看重。在他看来,平乱本身不是目的,平乱的目的是要使百姓能安居乐业。董平说:“在每次战争结束后,王阳明都会为地方长治久安作规划,匪患出现是因为国家管理不到位。王阳明在福建添设平和县,在江西设崇义县,在广东设和平县;每到一处都设立书院,加强道德教育,关注民生,注重礼乐教化。”
  正德十三年,平乱圆满结束,王阳明在赣州一边处理军务,一边努力从事讲学活动。这一时期,江西一批有志青年,如邹守益、欧阳德、黄弘纲等都投到王阳明门下,成为他在江西的嫡传弟子,后来成为“江右王门学派”的中坚力量。
诬谤掩功 此心光明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王阳明奉命去处理福建军队哗变之事,到达南昌外围县城丰城县“黄土脑”时,传来了明太祖朱元璋第五世孙、第四代宁王朱宸濠在封地南昌起兵谋反的消息。
  身经百战的王阳明迅速稳住阵脚,对形势迅速作出准确判断。在上书朝廷禀报此事请求出兵的同时,他运用“反间计”、“空城计”与朱宸濠打起了“信息战”,放出“朝廷早有准备,48万‘狼兵’马上出击突袭”的假消息,使朱宸濠不敢轻举妄动,被拖在南昌,迟迟没有发兵。
  董平介绍,王阳明是“过境官员”,手中无一兵一卒,朱宸濠后进攻安庆之时,王阳明对江西境内各府县发“死命令”,勉强仅召集起两三万人来对抗十万叛军精兵。最终与朱宸濠大战于鄱阳湖,王阳明采用“火攻”之法,活捉朱宸濠。到二十八日平叛战争全面结束,总共不足十天。
  王阳明将平叛经过写成《擒获宸濠捷音疏》报于朝廷,并展开安抚南昌百姓工作。此时,面对已经结束的战争,皇帝朱厚照却荒唐地要演一出“御驾亲征”的闹剧,想体验下带兵打仗的乐趣。最终,这场御驾亲征,以将朱宸濠重新放出,皇帝亲自出马擒获叛王的闹剧勉强收场。
  闹剧结束,挽救了大明王朝的功臣王阳明却因奸臣的诽谤排挤,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为了应付舆论,朝廷勉强封了王阳明一个有名无实的“新建伯”封号,便将其弃在一边。王阳明却在与皇帝朱厚照及其周围的一班小人互相周旋与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再一次实现了思想上的伟大飞跃,提出了“致良知”学说,标志着他本人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完成,“阳明学”由此真正创立。
  此后,从嘉靖元年到嘉靖五年,无官务在身的王阳明主要在绍兴、余姚等地从事他最为热爱的讲学活动。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知善知恶的,我们的行为是好是坏,“良知”立刻就能知道。问题是,常人不能听从“良知”的引导,违背良知才出现各种各样道德上的堕落。因此,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恢复“良知”,做到“致良知”,人人都可能成为圣人。“就像是太阳被乌云遮住了,‘致良知’就是把乌云拨去,太阳自然就显出来了。”华建新说。
  嘉靖六年五月,广西思恩、田州又一次发生了少数民族地区山民的动乱,已为此伤透脑筋的朝廷方才想起闲居在绍兴的王阳明。身体已经十分病弱的王阳明不得不又一次接受朝廷的任命,再次披上戎装,远赴广西平乱。经过实际考察,王阳明采用招抚的方式,不费一兵一卒,就很快解决了几十年难以根治的山民动乱。
  此时,王阳明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加之广西的气候环境不适于养病,完成使命的他多次上书请求回乡养病,但都被当时内阁大臣、吏部尚书桂萼拦了下来,并未到达皇帝手中。病入膏肓的王阳明在处理好善后事宜后无奈乘舟归乡。
  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十一月,王阳明走完了57年既坎坷又无限光明的人生道路,逝世于江西南安大余一个叫青龙铺的地方卧船中。临终前,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感慨。
  嘉靖八年十一月,王阳明的灵柩被安葬于绍兴城南兰亭花街的青山上,那是他生前为自己所选定的墓地。他的葬礼异常隆重,除了家人,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门人弟子1000多人;他的葬礼也异常冷清,因为朝廷根本没对他的去世有任何表示,没有谥号,只有不避嫌疑的正直地方官员及赋闲在乡的朝廷官员参加。直到嘉靖皇帝去世,明穆宗即位,王阳明在世时所受到的诬陷与诽谤才终于被昭雪,并下诏赠王阳明为“新建侯”,追谥“文成”。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王阳明方入祀孔庙。
  如今,位于今绍兴兰亭花街鲜虾山南麓的王阳明墓肃穆静谧,问及“老绍兴”都鲜有知晓,几经周折才得以寻到。青苔斑斑的石砌古墓与青松碧草为伴,在秋阳的高照下,眺望着远处秀美的山峦,昭示着王阳明毕生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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