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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
来源:搜狐文化 发布日期:2018-04-23 15:20 编辑:秩名
  王阳明是明朝最杰出的哲学家,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圣人”。
  立德,是说他人格修养臻于完善;
  立功,是说他有“三次征伐”之功,尤其用十四天平定了差点导致大明王朝覆灭的宁王之乱;
  立言,是说他创立了阳明心学,五百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国人乃至东亚人的文化心理。
  他的一生,是意志坚定、坚持自我、特立独行的一生。尽管饱受痛苦和非议,却始终践行良知。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样释然的话吧。
  什么是“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看看这位圣人的一生,你就明白了。
  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
  父名华,字德辉,成化辛丑(1481)进士,仕至南京吏部尚书。守仁幼年读书,问塾师说:“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守仁觉得疑惑,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他的父亲听见了,笑说:“汝欲做圣贤耶?”
  年十五岁,游览居庸三关。
  边塞的风物,防御的设备,给予他深深的印象,因而引起经略四方的志愿。
  十八岁,谒娄谅于广信。
  娄谅是一位笃实的儒者,给他讲宋儒“格物之学”,以为圣人可学而至。于是开始做格物的工夫,遍求朱熹的遗书来读。一天,忽然想起儒者所说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便对着庭中竹子去“格”,要沉思出它的理。结果是一点理也没有悟得,反而患了病。便相信圣贤自有定分,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因此改做辞章之学。
  二十六岁,再到京师。
  其时边报很急,他受着影响,博览兵家的书籍,但是不多时就烦闷起来,以为辞章艺能都不足以通至道;想要访求有益的师友,又很少碰到。心头郁悒不得开展,旧病重又发作。偶然从道士谈及养生,便想遗世入山。
  二十八岁举进士,赐观政工部。
  其时边患很厉害,他上“边务八事”,说得非常剀切。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奉命录囚江北,多所平反。事罢复命,见京中一班旧友专治诗古文辞,互矜才名,因叹说:“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就告病归越,筑室于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不多时悔悟说:“此簸弄精神,非道也。”重又屏去。可是学道的念头并没有抛却,总想脱离世俗,飘然远去,只因舍不得祖母同父亲,因循不决。好久,忽又觉悟,以为“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于是渐悟仙、释二氏之非,回过来又想入世。
  青年期的王守仁,到这里差不多成一段落。
  在这个段落里,他努力地追求,总想得到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把全部生命沉浸在里头。这样厌倦了换那样,那样不满足又另换一样,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佛氏,他样样都来。但是没有一样足以使他安身立命的,都只报答他一个烦闷。
  三十三岁,主考山东乡试,试录都出他的手笔。
  从此,世人方才知道他的经世之学。明年到京,对于时下沉溺于辞章记诵的一般人竭力提撕,教他们做修养身心的工夫,立下必为圣人的志向。这是他一生中聚徒讲学的开场。但是与习俗不相合,便得了“立异好名”的讥谤。明年,宦官刘瑾专政,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进谏,即被矫旨逮捕下狱。守仁上疏援救,也就得罪下狱,廷杖四十,既绝复苏,末了迁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行至钱塘,觉察有刘瑾的人跟随在后,意欲谋害,便假作投江自尽,乘着船想就此远遁。
  后恐怕累及父亲,仍旧登程,到了龙场。龙场在万山之中,毒虫瘴气,到处都是,几非生人所堪。其地又没有居室。与土人相见,言语不通,可以共语的,只有些中原亡命之徒。像这等遭遇,戟刺是受足了,痛苦是尝够了,如是平常的人,免不了就此颓丧下去,自认命中注定是恶魔的俘虏;但在非常的人却不然,甚深的戟刺和痛苦往往就是新生活开始的序幕。
  他,自然不是平常的人,处这境界,先自超脱一切得失荣辱的念虑,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后来觉得胸中洒然,连先前不能摆脱的生死一念也不复相牵累。因此觉悟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从前求理于事物之间是不对的:这就立定了他对于“格物致知”的见解。又默记《五经》里头的话来印证,觉得都相吻合,乃作《五经臆说》。
  三十八岁,始论“知行合一”。
  明年,刘瑾伏诛,升任庐陵县知县。从此门人渐多,时时有所讲习,也时时有所阐发。从前的烦闷再不来扰他的心曲,多年的追求已经得到了归宿,他归宿于儒家,归宿于唯心的理想主义。此后的生命就准对着这方向走去,不复徘徊。
  到四十五岁,他的官阶已历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升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其时闽境巨寇为患,兵部尚书王琼特举他为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
  四十八岁,因福建军人谋叛,奉命往勘。行到中途,听得宸濠谋反,便回船到吉安,起兵声讨。宸濠是武宗的叔叔,他这一宗世世想要起来争夺“皇帝”这件宝物,到他手里才算做了出来,在南昌起兵。守仁接战,终于把宸濠擒住。宸濠笑说:“此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但在当时,这自然是一件大功,守仁就被封为新建伯,升南京兵部尚书。他在兵中,总理一切军务,案牍纷繁,终不废讲学。因为经历许多患难,对于平日的见解,更觉体认得真切。
  五十岁的那一年,开始揭出“致良知”之教,以为这是儒家的真法门,简易明白,只是沉埋了好久,现在却重又发现了。
  他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他又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他又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从这些话,就可以想见他水到渠成,心地充实,一种怡悦的光景了。
  五十六岁,奉命往征思、田。
  思、田远在西南边隅,其地土官仇杀为乱。明年就平定了,用的是安抚的方法。归途病作,在南安停下。门人周积奉侍在旁,问可有什么遗言。守仁微笑地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就死了。这可见他的造诣是终身受用着的,临死还表现出他有非常的修养。这一年是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
  他的门人非常之多。当集会讲论的时候,歌声相和,互为问答。像这样真情流露的环境,给予同人以无量的人格的感化。
  及他死后,门人还是集会讲习,阐明他的遗教;又往往在他所经历的地方建立祠堂,岁时奉祀。他虽然不是宗教家,却有教主那样感动人们的力量,他的学说也差不多被看作一种教义,受人崇奉,也受人排击。
  在门弟子及后来治王学的人中间,确然有许多践履笃实、学问可观的人;但也有专事谈论心法,只顾调息默坐,嘴里嚷着圣贤,操行却并不讲究的,这是所谓“王学末流”了。
  (摘自《传习录:叶圣陶校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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