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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儒教风采
来源:国学网 发布日期:2017-08-17 17:06 编辑:刘秋妤
  王阳明是中国第一个有人文精神的教育家,他的独特教育思想基于鲜明的人文心学。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就把“心”界定为“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心学中的“灵明”,实际是指“良知”,即人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说,救世的法宝不是物质,而是人的良知和理性,教育的根本在于转变人们的精神世界。
  至乐之境
  “至乐”即“孔颜之乐”,是王阳明一生追求的人生境界。“至乐”虽出自于“七情之乐”,但已是一种超越于此的崇高精神境界。这个“乐”就不只是一个情感范畴,更是一个境界范畴。他说:“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所谓“仁人”即圣人,作为心之本体的“乐”也就是圣人。阳明先生本名“守仁”,取自荀子的《不苟》:“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
  儒学中的“圣人”,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王阳明《自乐》诗云:“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乐自流形。”那种超越时空、消融物我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同时又是“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完全摆脱个人名利、贫富穷达的无私境界。这种境界是王阳明的立人根基,也正是“孔颜之乐”的精神实质,在其“乐”中,审美主体就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必然与自由的高度统一,达到了充实活泼的自由怡悦的“至乐”境界。
  王阳明正是从这一“至乐”境界出发,来阐释善与恶、美与丑的。他认为美与善是统一的,美是“理”的感性显现。他说:“礼字即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既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文显而可见之,礼也。礼微而难之,文也。是所谓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者也。”(《传习录》)
  所谓“礼字即理字”,亦即“心”(良知)是体现为社会与天地万物的准则,尤其是存在于心中的道德律令,即“《六经》为吾心之常道”,就是善的内容。这种“礼”是抽象的,理性的,不可见的。所谓“文”是“礼”的外在表现,亦即良知在个体生命中的表现形式。而“文”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自先秦孔孟荀、《易传》以致后来的刘勰等讲的“文”,都已明显地包含有“美”的意义。因此这里的“文”也就是美的内容。
  王阳明认为,作为理性内容的善(礼)和作为感性形成的美(文)是统一的,“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也就是说,善要表现在美的形式之中,而美的形式同时也正是善的表现,具有善的意义而非外在于善的东西。他说:“《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吾心”即良知、礼,是善的内容,而乐、诗只能是“吾心”的外在感性形式。
  同时,在他看来,“礼”存在于感性个体生命之中,是体现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精神的道德律令的,即对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肯定。这里体现了中国美学从道德境界走向审美境界,亦即达到“天人合一”的“至乐”境界的重要特征。也正是从“至乐”境界出发,他认定作为本然状态的“良知”是无善恶、无美丑的。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待也,故善恶只是一物。”(《传习录》)
  王阳明的心学,曾遭到权贵们别有用心地攻击,被诬为“异端邪说”。于是先生理正辞严地进行了驳斥:“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霸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支辞;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万松书院记》)
  为了解除心灵的障蔽,他提出“致良知”,要求人们应在“过与不及之处”多下功夫,以致“中和”,并使美丑、善恶自融。“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显现出心灵莹彻的“至乐”境界。又说:“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传习录》)
  自得之美
  王阳明以为,教育儿童应根据儿童生理、心理特点,从积极方面入手,顺导儿童性情,促其自然发展。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传习录》)。意思是说儿童性情好动,喜欢嬉戏玩耍,而害怕受拘束和禁锢,就像草木刚刚萌芽,顺其自然就会使它长得枝叶茂盛,摧挠它则很快会使它衰败枯萎。因此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注意顺导儿童性情,不宜加以束缚和限制。他反对单调偏诂的蒙学,不赞成专重句读课,而忽略意志的培养和情感的陶冶,更反对鞭挞儿童如同狱卒鞭挞囚犯一样,使儿童视学校如囹狱、视蒙师如寇仇,致使教育适得其反。
  为了达到伦常道德教化的目标,王阳明有《教约》规定。首先设置“考德”一门课程,并列在每天五堂课的第一堂,以显示其重要性。因为儿童早起头脑清醒,最易于接受蒙师的教诲和训诫,最宜于反省自己的过失。课程的教法亦很特别,并非蒙师之一言堂,而呈现师生互动状:“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循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解谨饬否?一切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席肆业。”这种方式有利于从小训练其道德行为习惯。
  在教学内容上,王阳明主张给儿童以歌诗、习礼、读书三方面的教育,陶冶儿童的思想和性情。一是“诱之诗歌”,他主张以唱歌吟诗的方式来教,这样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志向,而且还能消除他们的顽皮,使其多余的精力有发泄的机会,也能解除儿童内心的愁闷,使他们开朗活泼起来,并能适度地表达其情感。二是“导之习礼”,他主张以学习礼仪来教育儿童,使儿童养成一定的礼仪习惯,而且还能通过礼仪动作,“动荡血脉”,锻炼身体,健壮体魄。三是“讽之读书”,他主张通过读书,开发儿童的智力,增加儿童的知识,同时还能“存心宣志”,形成儿童的一定的道德观念和理想。
  王阳明充分地意识到各门学科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学童的性情、兴趣、注意力等精神心理因素的相关性,主动地做到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充分地发挥学童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王阳明主张读书不在贪图数量之多,而在质量之精熟,强调因材施教,留有余力,使学童在读书之中获得快乐感和成就感,这样才能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专心致志,熟读理解,开其心智,陶情冶性。“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援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至于习礼、歌诗,具体的教学与练习,可通过观摩、竞赛的方式进行,在欣赏与交流的过程中提高学习兴趣,潜移默化地使综合素质得到升华。王阳明的蒙学教育,正是通过情感、态度等非智力因素的激发,做到事半功倍。
  王阳明主张师生之间应以朋友之谊相待,提倡学生对老师直言相谏,教师应欢迎学生的批评,这样可使师生双方都能得到提高。他指出“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遭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着者从于此,每终认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以明其是,吾而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传习录》)。先生除鼓励学生“谏师”外,对学生也非常和善,毫无道学家的样子。炎夏之时,学生侍坐于其身边,虽有扇子,却谨守礼节而不用,王守仁则亲将扇子递给他们消暑,并说:“对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模样。”节日之间,王守仁与众弟子欢聚宴会,席间师生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一起表演节目,或演奏乐器,或舞蹈歌唱,或即席赋诗,体现了亲密无间、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
  五行之喻
  五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物质观,多用于哲学、中医学和占卜方面。五行指金、木、水、火、土,大自然由五种要素相生相克衍生变化所构成,随着这五个要素的盛衰,而使得大自然产生变化,不但影响到人的命运,同时也使宇宙万物循环不已。它强调整体概念,描绘了事物的结构关系和运动形式。如果说阴阳是一种古代的对立统一学说,则五行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普通系统论。
  王阳明有别于其他儒学家,在于强调生命本身的灵明体验,包容儒、释、道传统三教思想,创造出特殊而新颖的“心学”面目。他在《传习录》中关于良知的教育言论,是富有形象的“五行”喻说,十分生动活泼。可以形成“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循环状态。
  心如水,良知为水之源。阳明先生坐在水塘边,旁有一水井,遂以之向大家劝说修学的道理:“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答陆原静书》)。此喻看似因时因地而偶发,若联想到朱熹那首著名的“源头活水”之有感诗篇,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水有行止,即为动静。心灵的变化,也是如此。先生说:“有事、无事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有事、无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寂然、感通也”(《答陆原静书》)。先生又说:“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真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门人黄直录》)。他指出心灵的最大障碍,就是人的私欲。《论语》中子曰:“逝者如斯(水)。”先生加以阐发:“然。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川水一般;若须臾闲断,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至处,圣人也只如此”(《门人黄直录》)。他说流水的作用就是“激浊扬清”,即:“譬如奔流浊水,绕聍在缸里,初然虽定,也只是昏浊的;须矣澄定既久,自然渣滓尽去,复得清来。”(《门人黄直录》)
  心如木,良知为木之本。阳明先生一日出游禹穴,顾田间禾曰:“能几同时,又如此长了!”范兆期在旁曰:“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先生曰:“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恨戕贼蔽寒,不得发生耳”(《门人黄直录》)。他说得好,“良知即是天植灵根”,是曰根本。先生说:“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门人徐爱录》)。他巧将心灵的成熟与树木的生长通融了。又说:“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门人陆澄录》)。这是树木与治学的类比,同为一理。总之,先生说的一切,都是归本溯源而已。“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门人薛侃录》)
  心如火,良知为火之光。“光”字从火,火能生光。所谓“明”者,太阳和月亮也。先生说“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入,黑窸窸自能光明也。”先生妙以一日气象比喻人世境界:“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怍,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岩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世界”(《门人黄省曾录》)。他说追求良知,好比弃暗投明。“喜、怒、哀、惧、爱、恶、欲,谞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所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力斫,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门人黄省曾录》)。阳明先生的遗言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心如土,良知为土之藏。阳明先生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这是一切生命的归宿,所谓“返土归藏”:“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而衰,衰而杀,杀而藏,圜道也。”(《答季明德》)《周易》曰:“地势坤,厚德载物。”心灵这个方寸之地,乃使万物赖以生长。王阳明引用朱熹的话说:“信犹五行之土,无定位,无成名,而水金木无不待是以生者。”一个人的诚信就像是五行之中的“土”一样,默默无闻,没有(浮华的)地位,没有(显赫的)威名,然而五行之中的水、金、木(等元素)没有不依赖土而存在的。
  心如金,良知为金之明。所谓鉴,水盆也;镜,铜面也;皆可照人。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阳明先生以为,良知如同明镜:“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斫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答陆原静书》)。金者,镜也。他以磨镜、拂尘比拟儒学的存养工夫:“圣人之心如明镜,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磨刮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答陆原静书》)。磨镜的过程,就是保养镜子的应物不藏的性能,其中牵涉到人的变化气质,乃至整体人格培育。阳明先生虽言“心上用功”,但其实着重的却是“事上磨练”,在人情事变上磨练,在遭遇大故时磨练。
  诗教之道
  “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夜坐》)。阳明先生创立心学,毕生传道,他说自己好比是一条自由的鱼,一只快乐的鸟。讲学是历代大儒弘道的主要形式,这种精神真是可与日月同辉,流芳万古。南大吉在稽山书院亲设尊座,恭迎阳明先生并自称门生,又以绍兴府的名义,在恩师的故居上立阳明书院,会两地讲学,聚八方彦士,一时蔚为大观。
  盛大的讲学中,阳明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他在晚年进行的一次思想变革,最终完善了“致良知”即心学体系,其核心是“良知”,即是天理,亦是道,可以解释为人对于善恶的自我认识,是人所特有的能动表现。
  于是,阳明先生阐明了良知即准则、即主宰、即睿智、即自觉、即自信的命题,他喜欢写诗,特别重视诗教的作用,《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影响极大,这是将心比心的启示与劝勉。其一:“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说明良知是求真,须自我更新。)其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指出良知是自知,须内心省察。)其三:“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点拨良知是修心,须自省觉悟。)其四:“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启迪良知是睿智,须清醒独知。)
  诗句通俗明畅,而且富有理趣,可见先生施教的独特风格。他启发学生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诗句的意思是,那些平常说的大道理,就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在他们与身俱来的行为习惯里。先生还告诫学生:“改课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诗句意在说明,我的讲学方法是鼓励大家自主探讨事物与寻求哲理,绝不是照本宣科的。
  阳明先生的讲学方式,令人想起孔子的杏坛,讲学不是教书,可以不拘形式,除了正襟危坐的面授外,其他行走坐卧、饮宴游乐皆可。而且师生之间可以互动,是交谈式与讨论式的,学生是人人畅所欲言,先生则善于启发与点拨。正是:“讲习有眞乐,谈笑无俗流。”(《诸生夜坐》)
  1524年八月中秋,师生欢聚一堂,酒酣乐盛,诸生各尽其兴——投壶、击鼓、舞剑、拨琴、赋诗、泛舟。先生即兴吟《月夜》一诗:“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他对门生作了一番解说:“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碌碌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此刻,阳明先生俨然是“吾与点也”的孔子了,他的晚年在绍兴讲学成为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王阳明作为杰出的教育家,他有一套严格的师道与学理,诗曰:“古之教者,莫难严师。师道尊严,教乃可施。严师唯何?庄严自持,外内合一,匪徒威仪。施教之道,在胜己私,孰义孰利,辨析毫厘。源之不洁,厥流孔而。勿忽其细,慎独谨微;勿事于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诚,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余知新,患在好为。凡我师士,宜鉴于兹。”(《传习录》)
  除了强调“师道尊严”,阳明先生还提倡三个重要的方法:一是“学贵自得”,需要得之于心;二是“循序渐进”,必须日积月累;三是“知行合一”,善于潜移默化。正是严师出高徒,所以他的弟子皆能身体力行。
  原刊《绍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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