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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阳明的“内治”之策对赣南地方治理的贡献
来源:未知 发布日期:2017-06-08 10:54 编辑:肖学良
朱 思 维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十六日,王阳明开府赣州。他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官府举动未形,而贼已先闻。”(《年谱一》)这说明官府周围耳目众多,更有甚者,“贼”、“民”不分的现象非常严重,不少居民成了“盗贼”的眼线,为“盗贼”传递各种消息。面对此情此景,王阳明提出了“御外之策,必以治内为先”[1]的应对之策,他认为,要翦灭山中“盗寇”,必先扫荡人们的“心腹之寇”。按照“御敌”与“治内”并举的思路,至正德十三年(1518年)四月,他终于将最后一个数十年活跃在赣、粤、闽、湘四省边界的“巨寇”——广东龙川浰头巢悉数平定。班师途中,王阳明驻留龙南玉石岩,题诗数首,其中一首诗中有两句这样写道:“莫倚谋攻为上策,须还内治是先声。”意思是说,“弭盗”所用的“谋攻”手段,犹如兵法中的诡道,得之则能克敌制胜,但切莫将此视为“上策”而运用到地方治理方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地方社会的稳定问题,必须在“内治”上下功夫,方可保得一方平安。这是王阳明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和长治久安的高度发出的深层次的思考。那么,王阳明的“内治”之策采取了哪些措施,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推行“十家牌”法

  为了加强地方管理,维护社会秩序,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阳明开始在赣州城推行“十家牌”法。所谓“十家牌”法是仿古代的保甲法,就是以家户为单位,每十户编为一甲,每甲持有一牌,并且让每户每天向甲长汇报当天的情况,遇有可疑人等,即行上报官府。一家“窝藏”或者暗通“盗贼”,十家连坐。据《年谱一》记载:

  其法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遇生面可疑人,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匿,十家连坐。

  此外,每户又另有一牌,牌上书明该户主之名、家中人口(包括每个人的性别、职业、技能、病史、去处等)、财产、房屋以及寄庄客户等。如果户主系“寄庄”客户,则需书明原籍某处、某里甲、寄庄田在何处、原买何人、何人担保等项。“若客户不报写庄田在牌者,日后来告有庄田,皆不准。不报写原籍里甲,即系来历不明,即须查究。”[2]

   王阳明要求各分巡道将他的指令立即下达给所属府、县、乡、里,由掌印官亲自负责,依照样式制作“十家牌”,沿街沿巷、逐乡逐村,挨次编排,此牌悬于各家门户之首,以凭官府查考。后来,因为需要将所安插的“新民”或流寓民编入牌甲之册,所以,为增强“安保”警戒的效果,王阳明在“十家牌”内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保甲内容,与“十家牌”一道构成了具有保甲性质的“十家牌”法。王阳明说:“十家牌”法的颁行,“其法甚约,其治甚广。有司果能着实举行,不但盗贼可息,词讼可简。因是而修之,补其偏而救其弊,则赋役可均。因是而修之,连其伍而制其什,则外侮可御。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劝其厚,则风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导其德而训以学,则礼乐可兴。”[3]显然,推行“十家牌”法,就是要通过掌握地方社会人口的流动状况,来防止“盗贼”宵小藏匿在偏僻乡村,用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手段来维护地方社会的治安和秩序,从而为王阳明“征剿”计划的有效实施铺平道路。

  二、设立县治

  设立县治,是王阳明对已收复的“盗区”采取强化管理的措施之一。王阳明认为,“盗贼”虽平,若疏于管理,大军一旦撤走,收复之地便很快又会落入“寇盗”手中,所以必须设立县治,以强化管理。将收复的“盗区”设为官府统治的政区,这并不是王阳明的发明,在他之前已有先例。他在奏报的《添设清平县治疏》[4]说道:“考之近日,龙岩添设漳平而寇盗以靖,上杭添设永定而地方以宁,此皆明验。”可见,王阳明是仿效前任行之有效的做法。

  王阳明巡抚南赣期间新设立了三个县治,即福建平和县、江西崇义县、广东和平县。福建平和县与广东饶平县交界,边界是大山区,两县相距所属县治各有五日之程,两县交界处“盗贼”藏生。正德十二年(1517)五月,王阳明平定了漳南詹师富后,认为河头这个地方,形势险要,位置适中,北可以控制闽南,南可以相领粤东,于是他提议开县治于河头。据《年谱一》载:“先生以贼据险,久为民患,今幸破灭,须为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请设平和县治于河头,移河头巡检司于枋头,盖以河头为诸巢之咽喉,而枋头又河头之唇齿也。且曰:‘方贼之据河头也,穷凶极恶,至动三军之众,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荡平。若不及今为久远之图,不过数年,势将复起,后悔无及矣。盖盗贼之患,譬诸病人,兴师征讨者,针药攻治之方,建县抚揖者,饮食调摄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务调摄,则病不旋踵,后虽扁鹊、仓公,无所施其术也。’”原商定将原属漳浦县的二都二图、三都十图等行政村划给平和县,但由于“地方隔远,民不乐从”[5]故未能划割进来。至正德十四年(1519年),朝廷批准了王阳明的建议,正式设立平和县,“以南靖县之河头大洋陂置,析漳浦县地益之” 。[6]

  第二个奏设的是江西崇义县。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一月,上犹横水、左溪等地“盗贼”被翦灭后,当地乡绅联名上书:

  上犹等县横水、左溪、长流、桶冈、关田、鸡湖等处,贼巢共计八十余处,界乎三县之中,东西南北相去三百余里,号令不及,人迹罕到。其初畲贼,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插于此,不过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居民受其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又且潜引万安、龙泉等县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于内,分群聚党,动以万计。始渐虏掠乡村,后乃攻劫郡县。近年肆无忌惮,遂立总兵,僭拟王号,罪恶贯盈,神人共怒。今幸奏闻征剿,蒙本院亲率诸军,捣其巢穴,擒其首恶,妖氛为之扫荡,地方为之底宁。三县之民欢欣鼓舞,如获更生。访得各县流来之贼,自闻夹攻消息,陆续逃出颇众,但恐大兵撤后,未免复聚为患。合无三县适中去处,建立县治,实为久安长治之策。[7]

  于是,王阳明以民众“上书”为由,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闰十二月初二日奏请朝廷,请求将上犹县崇义、上堡、雁湖三里、大庾县义安等三里、南康县至坪一里(皆系“盗贼”原占据之地),通行割出,并属新县,县治设在崇义里横水[8]。因横水、崇义等地是多年来“盗贼”势力反复争夺之地,所以,王阳明在新县城通往江西南康、大庾和湖广桂阳三县的险要之处长龙、铅厂、上堡等地设立了巡检司,以防大兵撤后,余党“复聚为患”。朝廷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二月批准设立崇义县,[9]并同意“以上犹县之崇义里置,析大庾、南康二县地益之”。[10]

  第三个奏设的是广东和平县。正德十三年(1518年)五月,王阳明平定了龙川县的三浰巢后,便把设立新县治的工作摆上了议事日程。他在《添设和平县治疏》中写道:

  若不趁此机会,建立县治,控制三省贼冲之路,切恐流贼复聚,祸根又萌。切见龙川和平地方,山水环抱,土地平坦,人烟辏集,千有余家。东去兴宁、长乐、安远,西抵河源,南界龙川,北际龙南,各有数日之程。其间山林阻隔,地理辽远,人际既稀,奸宄多萃。……和平峒地方原有二千余家,因贼首池大鬓等作耗,内有八百余家投城居住,尚存一千余家。本峒羊子一处,地方宽平,山环水抱,水陆俱通,可以筑城立县于此,召回投城之人复业居住。分割龙川县和平都、仁义都并广三图共三里,及割附近河源县惠化都,与接近江西龙南县邻界,亦析一里前来共辏一县。及将先年各处流来已成家业寓民尽数查出,责令立籍,拨补绝户,一体当差。……庶几变盗贼之区为冠裳之地,是为保安之计。

  正德十四年(1519),朝廷批准了王阳明的请求,正式设立和平县,“以龙川县之和平司置,析河源地益之”,[11]并动土筑城。据史料记载,由于龙南县太平堡里老赖本立等人向王阳明呈报提出:“本县四里半,邑小民寡,递年逋负追并;况与龙川县又系隔省且远,乞免分割,以苏民困。”王阳明批复:“缘系两省地方,相隔愈远,未免影射差役,两无归著。”(王守仁《添设和平县治疏》)据此,对赖立本等人的建议予以采纳。所以,原商议“析龙南一里”划归和平县管辖的决定未予执行。

  立县之举,实际上是化昔日的“盗区”为官府统治的政区,它的现实意义在于,一则可以解决边缘区域的地方性动乱问题,二则新的县治获得批准,意味着作为其财赋来源和统治基础的编户齐民的增加。王阳明之后的继任者多有仿效此举的,如隆庆三年(1569年)定南县的设立,就是在清剿赖清规之后建立起来的;万历四年(1576年)长宁县的设立,也是在镇压安远黄乡、双桥等堡叶楷家族后建立起来的。还有嘉靖五年(1526年)设立的广东大埔县,嘉靖九年(1530年)设立的福建诏安县,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设立的广东平远县,隆庆三年(1569年)设立的永安县(今紫金县)、崇祯六年(1633年)设立的连平县、镇平县(今蕉岭县)等,总之,自王阳明设立平和、崇义、和平三县之后,赣粤闽边界地区在百年间增加了八个县。可见,设立新县治,对于强化政府对边缘区域的统治和保持该地区的长期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办社学,以宣风教

  正德十三年(1518年)四月,王阳明令所属各县兴立社学,延师教子,并檄书赣州知府聘请雩都籍(今江西于都县)弟子袁庆麟督导提调赣州府社学诸事。[12]他督令在“赣州城中立五社学:东曰义泉书院,南曰正蒙书院,西曰富安书院,又西曰镇宁书院,北曰龙池书院。选生儒行义表俗者,立为教读。”(《年谱·附录一》)王阳明兴办社学,目的是想让儒学的礼教文化植根于民间教育之中,所以,他从娃娃的“洒扫应对”教育抓起。为办社学,王阳明亲自制订了《社学教条》,并在所属各县颁行。他一方面责成社学教读“务遵本院原定教条尽心训导”,另一方面令将《社学教条》颁布各学,“每学教读给与二张,揭置座右,每日务要遵照训诲诸生”。[13]

  《社学教条》即为现存王阳明著作中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和《教约》的合称。《社学教条》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即《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主要从教育哲学的角度强调了儿童教育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说:

  今教童子,惟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俭,如草木之始萌发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己。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其屈伸,而固束其筋赅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

  在这篇《训蒙大意》中,他首先强调儿童教育的宗旨在于“教以人伦”,以道德教育为根本。认为习礼必须从幼童抓起,应教童子洒扫应对;同时更要重视童子“乐嬉游而惮拘检”的天性,寓教于乐,“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使儿童在自然不受拘束的环境中歌诗习礼。他提倡对儿童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反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只重视句读课仿的应试教育。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儿童特点,提倡善诱引导,反对强迫打骂。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创新意义,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社学教条》的第二部分是《教约》,王阳明根据心学理论并结合童蒙教育的特点,创设了一套具有特色的教学方法,并对社学具体教学的方式作了一些规定。《社学教条》是王阳明为指导童蒙教育而制定的纲目性条规,充分反映出循循善诱、学用结合、陶冶性情、培养兴趣等基本原则。该条规的颁行,为促进南赣等地兴办社学、实施道德伦理之教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四、举乡约,移风易俗
  王阳明立“十家牌”法,主要是为了整顿户籍,通过掌握地方社会人口的流动状况,来防止奸宄藏匿,达到“弥盗”之目的。而推行《南赣乡约》制度,出发点是为了“教化”刚被征服的“新民”(包括流民、逃民、畲瑶山民等)而设计的。所谓“新民”是指由官府立籍登记、许其自新的受招之民。《南赣乡约》的推行最早设定在崇义县范围内,推行后不久,王阳明觉得“或素习顽梗之区,亦可间行乡约”(王守仁《申行十家牌法》),便扩大了推行范围。他希望通过乡约“训俗”教育,广泛宣扬儒家封建礼制,以规范“新民”的道德行为。虽然《南赣乡约》更多的具有“教化”的功能,但在推行当中,它仍要借助“十家牌”法的效力,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可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关系。

  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月,王阳明参酌《蓝田吕氏乡约》[14],以心学思想为指导,并结合南赣等地区的现实情况,订立并刊布了著名的《南赣乡约》。

  据《年谱一》记载:

  十月,举乡约。先生自大征后,以为民虽格面,未知格心,乃举乡约告谕父老子弟,使相警戒。

  由此而知,《南赣乡约》的重点在于“格心”。新民虽已受招,地方虽已宁复,然创今图后,不可不做预防,必须以相警戒。王阳明还牌令招抚官:“令其分统招出新民,编立牌甲,听候调遣杀贼,更立新效,以赎旧愆。就于横水新建县城内立屋居住,分拨田土,令其照例纳粮当差。”[15]在他看来,假若不安插这些人在新县城立籍,不逾一年,“必皆复化为盗。”[16]

  《南赣乡约》共包括九个方面的劝谕:(一)督促寄庄人户纳粮当差;(二)禁放高利贷;(三)禁因小忿投贼复仇;(四)禁同约“通贼”;(五)禁差役向民众索求财物;(六)土著与新民相处和善;(七)新民须改过自新;(八)男女婚嫁须从俭;(九)禁大肆操办丧葬之事。这九点虽属较为琐碎之事,却是极为现实的社会问题。在推行《南赣乡约》的同时,王阳明还大力倡导节俭积善之风,他说:“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年谱一》)认为这是南赣等地祸乱不断的端由。在巡抚南赣期间,王阳明发现族群之间、乡邻之间寻仇报复之事十分频繁,动辄结群成伙地械斗,仇家群起而报复,遂至破家荡产,这也是制造社会动乱的不安定因素。于是在漳南战役后,他开始把“内治”工作摆上了议事日程,他亲自撰写了一篇《谕俗文》,鼓励行善积德,告谕民众恶习的弊端与后果,并让各府衙门照式翻印,发放到城乡,做到家喻户晓。他看到百姓久为“盗贼”所扰,本已穷困,却还铺张奢侈,多年积蓄的钱财,往往做一次喜事或丧事就全部耗尽,甚至负债累累。富裕的家庭尚可支持,本来就已经贫困的如何能够支撑?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只有流离失所,有的甚至上山为贼。所以,他根据自己调查所掌握的情况,专门写了一篇《告谕》,列举了六种必须戒除或禁行的末俗陋习:

  (一)家中办丧事不许用鼓乐,不许请和尚做佛事、道士做道场。

  (二)子女在父母生前不尽孝道,死后却大肆靡费钱财,毫无益处。应提倡丧葬从俭,禁止为死者大肆操办丧事的奢靡之风。

  (三)婚姻嫁娶,不得计较财礼嫁妆,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

  (四)亲戚邻里间当诚心相待,不得徒事虚文,借过年过节及办喜庆丧事等名义大肆请客送礼,相互攀比。

  (五)家中有病人应及时求医问药,不得听信邪术,专事巫祷。

  (六)城镇乡村举办的迎神赛会,参加者动辄成百上千,既浪费钱财,又易引起宗族间的械斗,必须禁行。

  《南赣乡约》主要是针对新设县“新民”与乡民的,而《告谕》是劝谕各地百姓的,它们所要禁行的奢靡陋俗,都是当时社会所风行的弊端,直接影响到社会治安与家庭的稳定,所以王阳明说:“风俗不美,乱由所兴”。《告谕》还指出:“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正者,十家均罪”。[17]可见,禁行陋俗恶习是借力于“十家牌”法来推行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虽然时间不长,但所禁行的末俗陋习符合当地广大民众的诉求,所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据有关史料记载,王阳明借助“十家牌”法所推行的乡约和移风易俗等“内治”之举,使原先“俗多鄙野”的南赣一带,风俗为之“丕变”,“赣人多为善良,而问学君子亦多矣。”[18]至嘉靖中期,赣州府瑞金县因“近被政教甄陶,稍积礼度”,地方绅士以为“习俗之变,存乎其人。”[19]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南安和赣州属县俱立社学,“教之歌诗习礼,申以孝悌,导之礼让。未期月而民心丕变,革奸宄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长衣,叉手拱揖而歌诵之声溢于委巷。浸浸乎三代之遗风矣。”[20]又据《年谱·附录一》载,当时南安府四县和赣州府十一县俱建有“王公报功祠”或“阳明王公祠”,歌颂功德,立石纪事,以藉此改善地方风俗。此善举反映了直接受王阳明定乱之惠的南赣百姓对他的一种爱戴和感激之情。这一年,时任江西兵备佥事的沈谧在视察了南安府和赣州府的部分县之后,大为赞道:“古人所谓‘爱礼存羊,礼失求野’之意,即是可见矣。”[21]上述这些变化,足以说明南赣地区的民风礼俗正朝着“儒礼”教化的方向转变,而且渐渐地浸入人心。

  综上所述,在王阳明“内治”之策中,各要素之间相互起着助力推动作用。如果说王阳明立“十家牌”法是为了整顿户籍,防止奸宄藏匿,用“十家连坐”的方法达到“弭盗”的目的,那么,开展乡约“训俗”教育,则是通过礼教协调“新民”与乡民之间的矛盾,是对“十家牌”法的一个必要补充。《南赣乡约》的推行,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当时南赣地区民间陋俗的戒除和维护社会治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设立社学,这是王阳明治理地方事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尤其注重抓蒙学教育,亲自制定了《训蒙》和《教约》,把考德放在首位,改进教学方法,培养诱导幼童,反对记诵教学。在原“盗区”属地设立新县治,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盗贼”重聚旧地,祸端再起;同时,将“新民”编立牌甲,分拨田土,纳粮当差,使他们在准军事化管理的环境中接受“教化”,改过而自新。可以说,设立新县治后,四省边界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再发生大的乱事,基本上保持了这个地区的相对稳定。这固然与后来的继任者、地方主官继续延用“内治”之策以及善于把握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是分不开的,但同时也说明王阳明的“内治”之策,无论是在平乱期间还是平乱以后,都为该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赣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1]王守仁《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31页。
  [2]王守仁《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31页。
  [3]王守仁《申谕十家牌法》,《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09页。
  [4]“清平”为平和县的初议名。据王守仁《再议平和县治疏》载:“照得县名须因土俗,本职奉委亲历诸巢,询知南靖县河头等乡俱属平河社,以此议名‘平和县’”。
  [5]王守仁《再议平和县治疏》载:“原议漳浦县二都二图、三都十图,地方隔远,民不乐从,今议不必分割。”
  [6]《明史》卷四十五,《地理六》。
  [7]王守仁《立崇义县治疏》,《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
  [8]王守仁《立崇义县治疏》载:“查得横水议建县治处所,原系上犹县崇义里,因地名县。”
  [9]王守仁《牌行招抚官》(正德十三年二月)载:“近准兵部咨,奏奉敕旨:‘横水、桶冈等处贼首谢志山、蓝天凤、肖贵模等,既已擒剿,地方宁靖。有功官兵俱升一级,不愿升者,照例给赏。此后但有未尽余党,务要曲加招抚,毋得再行剿戮,有伤天地之和。其横水建立县治,俱依所奏施行。’备咨准此。”
  [10]《明史》卷四十五,《地理六》。
  [11]《明史》卷四十五,《地理六》。
  [12]清同治十三年《雩都县志》卷十《人物·袁庆麟》载:“阳明见而称服曰:‘是从静悟中得来者也。’檄有司聘督本府社学”。
  [13]王守仁《颁行社学教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10页。
  [14]邹守益《南赣乡约后语》,清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卷六十八《明·艺文》载:“此中丞阳明王公参酌《蓝田乡约》,以协和南赣山谷之民也。凡吾民之受告谕者,仰体我公协和之仁,以仁厥身。其果于为善也,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其不果于为不善也,如食之不可以乌喙,而饮之不可以鸩酒也。”我国古代最早提出乡约管理制度的是北宋关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等兄弟,因其藉居京兆蓝田(今属陕西),故称《蓝田吕氏乡约》。
  [15]王守仁《牌行招抚官》,《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59页。
  [16]王守仁《添设和平县治疏》,《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页。
  [17]王守仁《告谕》,《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页。
  [18](明)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6页。
  [19]嘉靖《瑞金县志》卷一,《地舆类·风俗》。
  [20]《年谱·附录一》《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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